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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足球运动卷入“业余—职业主义之争”时，既没有和拳击一般早早迎来职业主义胜利的结局，也没有和橄榄球一样，以业余者和职业者分道扬镳为代价来终止争端。足球曲折的历史在更长、更稳定的时间维度下充分展示了“业余—职业主义之争”的历史沿革和复杂性，是理解这场争端与社会紧密关系的重要透镜。

　　虽然进入19世纪后，足球以空前的速度在全社会普及，但在60年代以前，足球的风格并未确定，绝大多数民众玩耍的足球游戏还具有典型的前现代特征，公学领导者和绅士们领导的休闲俱乐部是改良足球运动的主要力量，因为只有这两个团体可以将足够的时间与财富投入到改良休闲娱乐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足球运动走向了“业余时代”。

　　1802年，一位评论员观察到，足球、板球、击剑和军事演习正在“改善所有大型学校的青少年锻炼”，这表明体育在19世纪初已经得到了英国公学的赞赏和推广，这种变化发展与此时公学所面临的教育问题相关。

　　在当时，公学的纪律主要依靠“Faging”方式进行管理，即年幼的学生充当学长的仆人，这种英国公学和许多寄宿学校的传统做法导致校园氛围乌烟瘴气，但由于师生比例失调，大多数校长因为担心引起麻烦而不敢轻易干涉。

　　难以约束的学生和陷入困境的教育改革让公学领导人急需一种新的手段重塑校园纪律，足球等强调团队协作的运动由此走入了他们的视线，体育可以发挥的作用得到公学的重视。在19世纪40年代，拉格比、哈罗、查特豪斯、伊顿等公学开始为男生提供支持足球运动的场地。

　　到50年代，公学开始组织内部比赛，为此，精英子弟们开始模仿自己的父辈创建俱乐部，但是男生加入的俱乐部和比赛如同他们的长辈在庄园中筹办的高尔夫聚会一样，具有极强的“私密性”或者说“特殊性”，除内部赛事外，他们仅和那些毕业于同一所公学的校友交流。

　　公学足球的特性随着精英子弟们进入高等学府后，继续发扬光大，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也在大学中不断扩张。在19世纪中叶，英国大学的足球运动基本上是由来自不同公学的学生按照各自的规则自行组织，有时还和他们原先就读的公学之间举行比赛，活跃的学生主要来自伊顿、威斯敏斯特、哈罗公学。

　　然而，即便大学足球会因为来自不同公学的学生遵循不同的规则呈现分裂之势，但是他们相近的阶级地位、共享的公学经历以及对足球运动的热爱，足以弥合分歧。1848年，剑桥三一学院中来自什鲁斯伯里、伊顿、哈罗、温彻斯特和拉格比等公学的14名代表，经过7小时的辩论，制定了1848年剑桥规则。

　　这份规则延续了公学体育拒绝同外部交流的习惯，其凝结的公学体育理想得到上流社会认可后，迅速整合了精英层面的足球运动，这对足球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相同的理念和经历让英足总的创始者十分默契地选用剑桥规则作为1864年足总规则的基本框架。

　　叙述公学对足球运动的影响无意重复公学足球塑造现代足球的传统观点，而是要强调公学足球与业余主义的内在联系——教育家与精英子弟鲜明的阶级属性、公学足球对秩序与道德的严格追求及其强烈的排他性和封闭性都折射出与业余主义本无二致的逻辑。

　　当少年时代玩耍公学足球的男生承袭了父辈在英国社会的地位后，业余足球和业余主义思想就会向全社会弥散，发展为深刻影响体育和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足球的业余时代便由此开启了。

　　但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足球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亟待更有效的管理，诚如一位记者所言：“除非有一个让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的法律规范来管理公共和私人赛事，否则足球在英格兰运动中的地位就永远不可能达到其崇拜者所热切期待的那样，成为‘冬季的板球’。”

　　顺应潮流，1863年10月26日，英格兰足球协会（英足总）终于诞生了，足总创立会议是由那些有着深厚的公学、军队与政府背景的绅士们组织召开的，拥有社会声誉、财富和空闲时间的足球爱好者初步建立起足球运动的管理框架，并将业余主义作为统一的信仰。

　　因此有评论家认为，“（足球）协会在一开始，便是一个业余主义的协会，比赛也面向是业余运动员的比赛。”此时，民众对业余球队满怀敬意，“业余主义”与“职业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不尖锐，毕竟在现代足球的起步阶段，普通人无法在社会中起到号召作用，绅士们的行为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可是，当英足总尝试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统一全国足球运动时，“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便不可避免地公开化。英足总成立初期有许多艰巨的任务，其中之一便是“驯服”伦敦以外的地方足球。当时，分布在各郡的地方足球协会不会轻易服从来自伦敦的约束，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足球运动之间相互独立，缺乏交集，这一情形与足总的创立初衷相去甚远。

　　导致上述困局的根源在于英足总缺乏途径和机会树立威望、凝聚共识，1864年10月英足总的会议记录——“本月没有开展任何业务”——便体现出该问题。1871年，时任秘书长克

　　这个足球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级赛事“成为推动足球走向新时代的引擎”，首个赛季，有15支球队参赛，第二年有16支球队，到第三年参赛队伍便增加到28支，而且苏格兰、爱尔兰足协很快学习了足总杯的经验，英足总整合英国足球文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远超英足总的预想。足总杯巨大的号召力、激烈的赛制无意间将业余主义一贯反对的、早已偃旗息鼓的竞争机制重新注入到足球运动中，足球赛事迅速走向商业化——球员开始收取报酬、主办方开始向观众收费，这一切都违背了足总的业余主义价值观，职业足球“重生”了。

　　在足总杯赛事最初的十年中，绅士们的业余权威颇为稳固。前六个赛季共有157支队伍参赛，其中仅有14支球队来自伦敦（业余主义大本营）以外的地区，并且前十个赛季的所有冠军都有着军队或公学背景，这一情况表明以上层男性为主体的业余爱好者在足总杯赛事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足总杯成为其操控足球运动、输出“业余主义”、维系统治地位的工具，一份1888年的报道回顾了当时的情形，“在1871年足总杯首次举办时，职业问题还没有出现，也没有人想到它会出现。”

　　19世纪70年代，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对足球运动的热情因为足总杯而不断高涨，促使大量资金流向球场，加之足球运动的国家化，范围更广、竞争更激烈的局面开始出现，俱乐部为应对与日俱增的竞争不得不违背业余主义，利用重金雇佣优秀球员，假借在工厂工作之名私下训练。

　　上述变化导致禁锢职业主义的枷锁越来越松动，到80年代，职业主义已初现峥嵘。为抑制其发展，英足总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在1881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那些涉嫌非法支付的俱乐部的账簿，以确保球员的收入被控制在合法范围之内；1883年，足总要求谢菲尔德足协向那些被怀疑是职业球员的人收取资料，证明他们仅收取了合理的交通费和住宿费。

　　1848至1914年间，英国足球的发展历程相当曲折，充分展现了英国体育由“业余”向“职业”转变的复杂性，并揭示了“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与英国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在这段历史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启示。

　　1883年足总决赛的意义。之所以强调1883年足总杯决赛，不仅在于这是职业球队首次夺取国家级赛事冠军，更重要的是，当这场比赛与英国体育文化、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时，足以见证变革时代下资本主义理念取代英国社会传统的历史大势。

　　在80年代之前，英国体育的参与者必须在来自传统的业余主义体育和源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职业主义体育之间做选择，体育被迫在两条发展路径之间摇摆。然而，1883年布

　　莱克本奥林匹克胜利捧杯一事拨动了历史转向的开关，因为布莱克本奥林匹克队以及所有1883年以后的冠军都与之前的冠军有着明显区别。

　　这种区别暗示着两个时代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条鸿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1883年以后的胜利者推崇职业主义，而非业余主义；二是截然不同的球队命名方式——1883年后所有足总杯冠军球队都采用了现代人更熟悉的、基于地理或赞助公司的命名法则。

　　比如，布莱克本奥林匹克、阿斯顿维拉队、约克郡铁路足球队、泰晤士钢铁厂队，而不是伊顿人、查特豪斯人、皇家工程师、牛津大学这些彰显自身与贵族、精英组织关系的名称，这是一种隐晦但重要的文化差异，表明民众对城市社区、工作或阶级身份的认同正在超越对古老传统的追随，考虑到当时职业球队多来自北方工业带，不同的命名方式显然也隐喻着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差异。